两个备忘录(两个备忘录怎么合成一个)
5月8日，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东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正式访问日本。
据中国政府网10日报道，李克强总理与安倍首相还共同见证了10份合作文件的签署。这10份文件涵盖了社会保障、服务业、医疗养老、金融、节能环保、安全、人文等诸多领域。报道称，安倍首相表示，双方同意设立海空联络机制，共同管控海上危机，使东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
根据日本共同社9日报道，会谈后，两国防务部门人士签署了相关备忘录，预计海空联络机制将于6月8日启用。但备忘录没有就机制适用范围是否包含钓鱼岛周边领海和领空作出明示。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这是一种模糊化的操作手法，为各自进行相关表述保留了余地，体现了双方改善关系先行的外交智慧。
愈来愈多海空“相遇”
2016年6月，中日两国在东海上空险些爆发了一场空战。
中国国防部当年7月4日发布声明，表示中国军队两架苏-30战机6月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例行性巡航期间，日本两架F-15战机高速逼近挑衅，甚至开启火控雷达对我照射。中国军机果断应对，采取战术机动等措施，日机投放红外干扰弹后逃逸。
尽管日方之后否认使用火控雷达照射中国战机，但是双方均证实两国战机进行了交锋。外媒当时报道称，这是中日两国空军“二战结束后的首次缠斗”。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恩·斯托里表示，任何一方进行雷达锁定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目标飞机将只有几秒钟时间来判断自己是否受到攻击，以及如何应对——这可能会导致双方擦枪走火。
这一事件是中日两国近年来愈来愈多的海空“相遇”的一个缩影。
随着中国海空军远海训练常态化，中国军队舰机穿越宫古海峡与对马海峡的新闻已愈加频繁地见诸报道。与此同时，每当中国海空军编队穿越海峡时，日本防卫省也常常在第一时间派出战机与军舰前往侦察，并发布中国军队的相关情况，进行炒作。
据日本防卫省2017年发布的数据，日本航空自卫队2016年度的战机紧急升空拦截次数有1168次，比2015年度增295次，创历史新高。其中，拦截来自中国大陆军机的次数占整体的73%。
面对日方的高度关注，中国国防部则金句频现。去年7月，当日本防卫省统和幕僚监部发布中国空军6架轰炸机13日飞越宫古海峡的消息并公布照片时，中国国防部回应道，“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读，习惯就好”。
管控危机成为共识
但是，在日本进一步强化其军事力量与“西南诸岛”防御，并加紧与美国军事捆绑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均不愿看到潜在的海空冲突有变为现实的可能。
根据中国国防部2015年1月公布的消息，中方专家在两国防务部门于当月中旬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期间，提出将机制名称由“海上联络机制”更改为“海空联络机制”。日方表示支持，认为这将有利于双方就海上和空中安全问题进行交流磋商。
2015年3月，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钱利华少将表示，中日防务部门已就海空联络机制达成共识，机制启动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日方不为两国关系转圜制造新障碍，两国有望尽快启动该机制，防止在东海擦枪走火。
实际上，早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就建立海上联络机制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双方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以及2012年日本政府一意推行“钓鱼岛国有化”一事，导致中日两国双边关系与政治互信遭到极大损害，建立相关联络机制一事也因此停滞不前。
“2010年‘撞船’事件和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险些使中日两国走到冲突的边缘。” 张沱生表示，“双方的安全专家实际上都已经深刻认识到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014年5月24日，中俄在东海进行海上联合军演期间，日本自卫队两架飞机径直闯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侦察干扰，迫使中国军队战机紧急升空采取必要措施。中国国防部当时表示，日方军机擅自闯入演习空域并采取危险动作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通行准则，极易造成误读误判，甚至引发空中意外事件。
为了有效管控危机，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来华访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2014年11月7日达成具备重要政治意义的四点原则共识。其中第三点就提到，“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钓鱼岛考验外交智慧
但是，由于双方在海空联络机制适用范围是否包括钓鱼岛问题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及双方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划设、东海海上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等问题上的争议，彼此间的共识迟迟无法付诸实施。
在2014年中日双方就机制内容达成初步一致后，日方就机制提出问题，即钓鱼岛周边领海和领空是否包括在内。
张沱生表示，日本的意图是把相关机制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公海，不适用于领海与领空，以此制约中方在钓鱼岛附近海空的行动，缓解自身压力。而中方则坚持这一机制适用于公海、领海及领空，因为若在仅适用于公海的前提下将钓鱼岛排除在外，有等同于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之嫌。
对于双方将在不明确表示联络机制适用范围是否包含钓鱼岛周边领海和领空的情况下达成正式协议一事，张沱生认为，这是一种模糊化的操作手法，为各自进行相关表述保留了余地，体现了双方的外交智慧。而在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方面，中美《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两个备忘录的签署对于中日之间相关协议的达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美相关机制的参考意义
中美两国曾因2011年“无暇号”事件和2013年“考彭斯号”事件险些导致军舰相撞，海上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但是，这一情况随着2014年12月《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而得到缓解。
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朱锋此前表示，中美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达成为两国海空意外相遇时避免危险举动、避免误判、有效和妥善地处理危机事态、以及建立一线军事人员之间的联络机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对稳定南海局势、避免出现海上军事对峙和危机，创造了重要条件。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规范操作流程，为双方海军相遇时如何避免碰撞、摩擦等海上风险提供了必要的指导。例如，如何建立联络，怎样保持安全距离，如何传达正确信号等，都是意外相遇时需要学会和遵守的操作方式。
2016年12月9日，我海军舰艇编队太湖舰、大庆舰和指挥舰盐城舰结束对美国的友好访问后，在圣迭戈附近海域同美国军舰进行了相关演练，内容就包括运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演练编队通信与编队运动、编队航拍和联合搜救等科目。
“这些措施多是技术性的，至少可以较有效的避免误击！”资深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澎湃新闻说，“技术措施的意义就在于此。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意义与此相仿。”
根据共同社消息，“海空联络机制”除了将事先确认两国防务部门舰船、飞机之间的联络方式外，还将开设防务部门领导热线作为应急举措。不过，由于机制适用范围和对话窗口级别尚未敲定，目前还只是建立起初步框架。因此在张沱生看来，相比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以及一系列的危机管控机制，中日之间管控机制的内容还显单薄。
“中美之间的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中日丰富危机管控机制的参考，如可以朝建立中日双边‘海空行为准则’、‘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等内容去努力。”张沱生表示。
2017年1月9日中午，上海浦东机场飞往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方向的航班全部延迟，而网上流传甚广的原因是“军事活动”。北京时间当天13时以后，日本大量军机自那霸、浜松、小松、筑城、新田原、百里基地升空的消息与图片，也在推特上广为流传。甚至有消息称，厚木基地的驻日美军F-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当时也起飞了。
中日海空力量的异动一度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甚至紧张。虽然日本方面发布消息称，相关军事动作系日方应对中国机群穿越对马海峡所致，但双方的军事较量无疑已对正常民事活动产生了影响。
李亚强认为，中日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虽有助于降低风险，但还无法解决双方深层次、根本性的问题。
据日本共同社8日报道，就在李克强总理到访日本的当天，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公开表示，虽然李克强总理将对日本进行访问，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日本对中国加强军力的警惕并未消失。
张沱生表示，危机管控机制虽不可能一下子起到提升双方政治互信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军事互信的提升，对缓解彼此之间的战略猜疑是一个好的开始。
诚如李克强总理8日在《朝日新闻》的署名文章《让中日和平友好合作事业再起航》中所说，“当前，中日关系出现改善势头，站在重返正常发展轨道的路口。未来去向何处、应该做何选择？历史既可给人启迪，也能给人警示。”